木头楼梯很陡，客人没上，主人家已在楼上听到了，就开始招呼起来：小心楼梯啊，慢慢走呀，到楼梯口时小心额头！诸如此类，一路听著警告，一路上楼梯。其实楼梯很短，一共也不过十几级。那些木头以奇怪的方式构架起来，硬编造出一段崎岖，弄出寻常日子里的陡峭。现在看来，找人改造了，或加多几盏灯，问题似乎就可以解决。但那是当年的民生，不可以现在的标准重新编排。房管所的人叫不应，人的日子总有一部份攥在人家手里，所以当年的人能做的是招呼和警言，人情倒是贴近了，但脚下的道路依旧坚难。
楼梯走到头，向左便是一间有扇大窗户的屋子。屋子并不大，所以窗户显得很大。但即便窗子很大，屋子的印像似乎总是在一种阴天的素静里。姑妈坐在窗下，有些背光，说话时身子侧一侧，窗外的光在她侧著的脸上，描绘出一道稍稍开朗的起伏光影。
我们到了，她起身要拿些糖果招待，他的儿子儿媳──我的表哥表嫂抢著张落，一会儿桌上有了糖果花生瓜子。这间屋子里有了自家客人，有了过年的零食，表嫂又端上汤汤水水的甜点心，这样才喜庆起来，有了过年的意味。好像一张寒瑟中净白的脸，开始泛出红润。姑妈坐稳了，和爸爸闲聊起来，说些旧事。她声音清朗，表情祥和，严然是整间屋子里的长者。姑妈比爸爸年长十三岁，是他的二姐。
我幼时印象里的姑妈是安祥和蔼的。她不高的个子，圆圆的脸，圆而大的眼睛，不多笑容，却也目光淡定从容，并无艰涩。
有一次她来我们家，带了我和姐姐出去，她没有买糖果零食，却是逛到新华书店，让我们一人挑了一本书。那时我还不认字，挑了有很多图画的，後来知道是戴敦邦先生画的《陈胜吴广起义》。这是少数小人书我一直保存到成年。
和姑妈间的亲情，能回忆起来的似乎并不多。她虽慈祥，但总有隐隐的威严，不是小孩子可以爬上身去玩的那种。过年去姑妈家，她当时和大儿子同住。有时姑妈走开时，父亲会小声问表哥，你妈最近情绪怎样？还好吧。这样的问题我听了很多次。姑妈的情绪似乎是可以关心，但不可当面关心的事。这多少也给姑妈添加了层不可近的纱幕。
後来我们渐渐长大，姑妈却一天比一天昏老。每年过年我们还会聚在一起吃饭，但姑妈常在中央电视台的新春联欢晚会前打起瞌睡来，看电视才戴的眼镜滑在鼻尖上，她的身体左一晃右一晃，像一只熟透了的果子，摇摇欲坠。姑妈每况愈下，後来竟昏庸起来，她虽然慈眉善目，但却时常张冠李戴指鹿为马，糊涂笑话百出。我临出国前去看她，向她道别。隔了几日，在我将走的前一天，她竟叫外孙送来一只大奶油蛋糕为我送行。我定居海外，姑妈的消息也间歇听到，但始终没有好消息。後来姑妈得了老年痴呆，住进浦东养老院，连我父亲，她的唯一兄弟都认不出来，她常叫出口的，是他丈夫项先生的名字。一九九七年姑妈在养老院中病故。
印象里的姑妈，绝不是有棱角有锋芒的人。或许我一直是以一个小辈的眼光看姑妈，现实际遇中的她却和我的印象大相径庭，姑妈曾多次自杀。有一天，我坐定下来，将关於姑妈的故事串起，姑妈的人生居然跳动起来，呼之欲出，并发出令人寒心的粗犷撕裂声。
姑妈出生於一九一九年。如果在世，就有八十多岁了。祖家是书香门第，姑妈曾师从名家，画得一手好丹青，还擅治印。但这在她平凡的一生里，只能算是个细小的支流。这支流虽然花红柳绿，却并不能减缓以後主流的湍急起落。姑妈一直都是个抗命的女子，常以薄命冲击社会的礁岩。
也是过年。那是三十年代中国式的欢喜人家，那时祖家家境甚好，与我们七、八十年代在姑妈家中的过年相比，应是别有一番市井热闹的好风景。当时也不在那栋楼里，虽然祖家後来一直住在那里，但那是抗日战争以後才开始的。之前应该在虹口更大的宅第里面。想像中，家里窗明几净，红木家俱均细光亮的表面，从各个角度，各个角落，映照出四周的通明灯火和节庆欢喜。有人必是张落招呼，吉言祥语，有人必是开朗应答，拜年声声。杯光碟影里，欢声笑语中，交错著书香门第的淳厚谦和与上海人家的精明开通。
我父亲当时尚不谙事，但他是家中传香火的唯一男丁。太外婆给压岁钱，父亲是十块银元，家中女孩是几吊铜钱。别人不出声，开心地谢过了。姑妈偏是火了，说，为什麽男孩是银元，我们女孩子是铜钱，我不希罕这钱！
她一怒将铜钱连红封一起砸向地板。想像中那包铜钱砸到木头楼板上，声响很大，细小铜钱在楼板上滚得到处都是。大人也震怒，即便是在节庆中，也难压怒火。
姑妈偏是不服她在那个时代里的位置。
十六、七岁时，姑妈与邻居的项家公子恋爱，并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。那是一排排上海的石库门房子，项家的後门正对了祖父家的前门，但这种近水楼台知根知底，反倒对他们的婚姻不利。祖父十分反对，理由是项家是盐商世家，项公子是浪荡哥儿，与我们读书人家的习气作派相差甚远。两家前门对後院，并不门当户对。祖父性子很耿，一心想封杀女儿的这门婚事。想不到女儿更倔。她连续抽烟三、四十支，昏厥过去，以性命对抗父命。
人救了回来，家中不得不让步成全他们。但也许，以近乎死去而得来的成绩，加上她自小激烈的性格，使得姑妈更将性命看薄，以後险恶不断，多次以自杀方式，对抗命运中的羁绊。
抗战爆发，像很多中国家庭一样，姑妈的家也无端多了许多磨难。项先生远走昆明谋事。姑妈等 不到丈夫寄回的家用，只能回娘家找生路。当时她已育有一子一女。祖父说，这是项家的後代，他们不能全不负责，於是将大女儿送她姑姑家寄养，不久因看护不当女儿夭折。
战争结束，项先生回沪，无所事事。後来解放，项先生竟幸运地在上海的一间百货公司里，谋到审计室副主任的职位。两个人的生活风调雨顺起来。姑妈终於搬出娘家，夫妻俩买了全新的家俱，在虹口安置下了小家。但他们的福祸竟相存得这样紧密。五三年“三反＂，项先生当即被打成双皮老虎。夫妻两不服指控，但当时的形势，有冤无处伸。情急之下，他们坐火车到苏州住进一家小旅馆，双双服毒自杀，想以死反驳。
项先生抢救不回，含辱离世。姑妈的性命可能是早已经历了许多次的自杀磨练，竟又一次挺过险关。当时她已有身孕，同时救回的，还有她腹中的另一个小生命。
姑妈又搬了回来，家俱卖给了另一对急於要成婚的年轻人。孩子诞生，是个女孩。我父亲建议，项先生已故，她以後就成了我们家的人，但这是意外多出的一个，就取名叫“多”吧。
姑妈不久恢复过来，在亲戚的帮助下找到教书的工作，开始在一家小学当老师。学校发现她的才干，让她负担起全校的美术课，并担任班主任。但到反右开始时，她再一次惹祸。她因为向校长当面提过多次教务上的意见，被打成右派，班主任没有做了，但仍然留职工作。姑妈两年後摘帽。或许是果子开始老熟，自然不再有酸涩的味道，也或许与项先生一起的一击，是最後一击，她已认命。姑妈一直在抑郁中，却没有再像别人担心地那样，作出过於激越的行为。有一天，她已退休在家，学校通知她，她的右派平反了，扣发的工资退补发她。
姑妈自然感慨无限，不知怎样解释流去的岁月时光。这就像摊煎饼，你是煎饼，在锅里被一只大手翻来覆去，由不得自己也不容商量，等到明白时，饼也熟了，人也老去。
“多”虽然是多出来的故事，但却有另一个时代的跌宕起伏。这个没有父亲的孩子，她的诞生，已是对这时代的抗辩。这种烙印，伴著她的命运，令她总也紧随时代变迁。
多是个没有父亲的孩子。但世上的人岂能没有父亲，於是多就比大家来得更糟，她有一个畏罪自杀的父亲和摘帽右派的母亲。
我印象里有个多表姐时，她已长得很大。红朴朴的脸，总是笑盈盈很开心。当时她已去了黑龙江农垦兵团当了基层干部。每年放探亲假回上海，她总会来家里小住，还会带来一袋黑龙江产的黄豆和云豆。
多表姐是个好强的人，与她的母亲相反，她不但不离经叛道，她更是用正面积极的方式，去迎对社会现实。她的家庭背景，使她还没开始做任何事情，已矮人一截。她并不就此甘心。多表姐在学校里努力上进，比谁都更红更革命，不仅当上干部，最终还自愿去了黑龙江垦荒，在那里选标兵当模范。但她的革命热情并不能抵挡七十年代末的回城焦虑。正是因为她的先进，在回城时，变得比谁都落後，缺乏门道。
她在黑龙江一直呆到八十年代上旬，解决的办法终於有了，她姐姐帮她找了一个离上海不算太远，也不算太近的农村里的农民。他很老实，但没有太多文化，多表姐要是愿意嫁他，就可以迁回南方。很难想像当时多表姐跑去相亲的细节场面。隔了近五十年，到她这个年代，她竟没有了她母亲当年的恋爱自由。从一个阶级向另一个阶级的改造，在她身上进行了多年，原来到这时才真正要动根子了。人并不是这麽容易就跨越自己，但多表姐，我想她是思前想後，然後当著人面笑盈盈地跨了过去。相了一次亲，她就答应了。这个都市书香门第里多出来的一员，虽没闻过太多的书香，终因时代的造就，反朴归真，作了农人之妻。
从黑龙江的农场到江南水道纵横的村头，当年的革命理想，和现实真是相差很远。但多表姐仍以她的热情来作正面的修正。
农村在变，她在那里安家生孩，过年时他们合家来上海，她依然是红朴朴的脸，笑盈盈地带来乡下的大青鱼。她已改了一口夫家的乡音。还有一年过年，大家全都去了他们那里，她已是当地有名的能人，乡办工厂的会计。
若干年过去，中有一天多表姐正在厂里查看最後出品的丝绸被面。突然有人从办公室里跑出来，叫道，厂长，你快来听一下，上海家里来电话，说是急事。
她急忙跑回自己的办公室，电话是哥哥打来的，告诉她母亲病危。与表哥讲完电话，她赶紧打电话给在外头做生意的丈夫，安排了孩子和家里的事情，又找秘书交代了工作，回家稍作收拾，匆匆赶赴上海。
一九九七年七月姑妈在养老院病故。子女们商量结果，将她的全部骨灰撒去长江的出海口。
母女两代人是两个不同的篇章，多表姐的性格和命运，不但与姑妈的相去甚远，甚至还形成强列反差。但正是通过相互映衬，我们可以接近命运的真实。
